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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为好中医的18字锦囊
一、立大志
第一点，立大志。我认为要成才，首先要立大志。首先要明确学医的目的意义，即为什么要学医。在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序里，就讲得很明确，“上以疗君亲之疾，下以救贫贱之厄，中以保身长全”，仲景把学医的目的给我们指出来了。“上以疗君亲之疾”，古代讲天地君亲师，“疗君亲之疾”，就是要忠孝。“下以救贫贱之厄”，对穷苦的百姓，我们就要仁爱。“中以保身长全”，就是我们学好医，一方面要利他，另一方面能够自利。“上以疗君亲之疾，下以救贫贱之厄，中以保身长全”，也就是说要忠孝、仁爱、自利、利他。
我们既然选择了学医这条道路，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，而且一定要学好。吴鞠通在《温病条辨》自序里说:“生民何辜，不死于病而死于医，是有医不若无医也，学医不精，不若不学医也。”现在有很多医源性疾病，即是“不死于病，反死于医，是有医不若无医也”。学医不容易，所以，学医必须立大志，“学医不精，不若不学医也”。
我给每一届的学生上课时，都给他们讲这段话。吴鞠通自己深有体会，因为他的侄子是给庸医治死的，他还亲自经历了“癸丑岁(公元1793年)都下瘟疫大行，其死于世俗之手者，不可胜数”。所以，他在自序里写了这么一段话。
当年孙中山有一次到浙江来，跟着他的还有胡汉民。胡突然患痢疾，病情严重，当时就请杭州的名医裘吉生治病，一副中药下去，就把胡汉民的病治好了。孙中山非常高兴，专门给裘吉生题词“救民疾苦”。所以我们要立大志，立大志干什么?立大志就是救民疾苦。而且，要立长志。立长志就是不能一曝十寒，三天打鱼、两天晒网，而是要几十年如一日。
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，中国医学有文字记载有两千来年，我们如果把每一百年的医书浓缩成一年，来浏览一番，就得花二十年。所以学医是不容易的。
民国时期，浙江海宁人王国维，是一个大学问家，他引用宋代柳永诗说: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。学医是要我们将一辈子的心血付在里头，才能有所成就。所谓呕心沥血，绝不反悔。
我有时写文章写到半夜，特别是到了后半夜，自己确实有一种心在滴血的感觉，是很辛苦的。所以苏东坡说了那么一句话，叫“学书费纸，学医费人”。学书法，不知要费多少纸，才能够成为一个书法家。所以叫“学书费纸”。“学医费人”即学医要消耗人的精神，消耗人的气血，也是相当苦的。所以学医一定要立大志，而且要立长志，要几十年如一日。
二、读经典
第二点，读经典。读经典谁都知道，但是要读得好不容易。一般我们知道的就是四大经典。四大经典是《内经》、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、《温病》。《温病》一般是指吴鞠通的《温病条辨》，因为吴鞠通系统地继承了叶天士的学术思想。
但也有一种说法，四大经典是《内经》、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。《神农本草经》是相当好的一本书，实际上跟《内经》基本上是同时代的，《神农本草经》托名神农，是当时有名的医药学家所写的。深入钻研《神农本草经》，确实能发现很多好的东西，但现在一般都把它疏忽了。这是四大经典。
还有四小经典，就是《药性赋》、《药性歌括四百味》、《汤头歌诀》、《濒湖脉学》。过去一般中医学徒出身的多学习四小经典，学徒来了以后，先学《药性赋》、《药性歌括四百味》，再学《汤头歌诀》、《濒湖脉学》。有一次，我跟长春中医药大学的著名老中医胡永盛教授交谈，他觉得过去学四小经典的人也蛮多的，因为是从小就学，一下子领会不了四大经典。
四小经典是个童子功，要通读、精读。我跟我的学生说，你们最好这样学《内经》，今天念上一篇《上古天真论》，明天念一篇《四气调神大论》，后天再念一篇《阴阳离合论》，要反复地念，像念外语一样。为什么现在英语四级考、六级考，每天都要背呢？我们中医也是要背的，不背记不住，要反复地背，反复地吟诵。这才是童子功。
我记得有一次与附属医院的陈意主任一起就餐，发现饭店的走廊上放了一些牡蛎，因为牡蛎肉可以吃，牡蛎壳没有用，但却可以入药，所以饭店就专门把牡蛎壳搜集起来。我看到牡蛎，就脱口而出:“牡蛎涩精而虚汗收”，这是《药性赋》里的一句话，没想到陈主任等我说完了，马上脱口而出:“知母止嗽而骨蒸退”。因为《药性赋》里是:“知母止嗽而骨蒸退，牡蛎涩精而虚汗收。”编得很精炼。这实际上也是中医的基本功。
所以，我希望大家要好好地去背，背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变成有源头的活水。背来干什么?背来用于临床，这些经文到临床上能用得上去。
我举两个例子，第一个就是方剂，因为我一直是教《方剂学》的，我到浙江中医药大学已教了三十年的《方剂学》。方剂记不住，是很伤脑筋的。我自己就吃过这个亏。比如有一个病人需要用甘露消毒丹，甘露消毒丹是治湿温病的方，但我在写甘露消毒丹的时候，就有一两味药记不得了，当然我也不耻下问，问我身边的学生:“甘露消毒丹你看还有哪两味药啊？”
所以这就叫平时的功力，因为有好多处方不常用。有好多处方，一年可能仅用一两次、两三次，但是要储存在你的脑海里。就像我们用电脑一样，这电脑也必须有文字储存进去，点击一下才会出来。我们如果不把中药、方剂、四大经典记在脑子里，平时不念，到用的时候怎么能出来呢？
所以我经常问学生:“还有哪几味药？你看全不全。”比如说王清任的血府逐瘀汤用得比较多，但还有其他的通窍活血汤、膈下逐瘀汤、少腹逐瘀汤、身痛逐瘀汤等。这几个方大部分药是差不多的，但也有几味药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很难记住。我这个人不善背，但我觉得还必须要背。起码要记住方剂的组成，而且要记住为什么这样组成，也就是这个方剂的配伍意义，才能够针对病人的情况灵活加减、化裁。
《内经》的条文我们学来干嘛？也是为了指导临床。
我再给大家举两个例子，《内经》里有句条文:“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”，就是有一些发热病人，用了寒凉清热药后，还是发热，这个时候就要治他的阴分，是阴虚发热，而不是实热。第一个注解《内经》的是唐代的太医令王冰，王冰认为:“寒之不寒，是无水也，当壮水之主，以制阳光。”即用了寒凉药物热退不下去，是由于津液不足造成的阴虚内热，当补肾水，通过补肾水来制约亢盛的孤阳。
所以说学习《内经》是为了指导我们的临床。还有一句:“热之而寒者取之阳”，有些寒凉的病证，用了热药，还是冷，这就要考虑是肾阳不足，即命门真火不足。所以王冰认为:“热之不热，是无火也，当益火之源，以消阴翳”益火之源就是益命门真阳。
张景岳有一篇文章叫《大宝论》，就是专讲命门真阳的作用。学以致用，学经典是为了用，而且确实犹如有源头的活水，学多了以后，在临床上真的能用得上。
三、跟名师
第三，跟名师。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叶天士曾经跟师17人，称为转益多师。转来转去，受益于多个老师。我是一个吃过很多苦的人，但是也应该说是一个幸运儿。我在20岁前后，跟过浙江嘉兴地区的几个名中医。
其中一个叫张宗良，是嘉善人。张宗良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已经有声望了，他医术很高。还跟过一个叫余叔卿，嘉兴人，也是个名医。当时是偷偷摸摸地跟，为什么呢?因为“十年动乱”开始后，我没有书念了，这些医生也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。我偷偷摸摸跟着他们，他们看病，我就坐在边上看看学学。
在困难的年代里，余叔卿借给我几部医书，一部是《张幸青医案》。张幸青是清末无锡的名医，他一辈子曾带过40多个学生，是相当有名望的。余先生看我年纪虽小，但是很好学，就借给我，我认认真真地去读《张幸青医案》，然后把里边好的医案摘录下来。他又借我一本《南宗景中医内科全书》。南宗景是浙江温州永嘉人，也是个名医，后来在上海行医，专门写了一本《南宗景中医内科全书》，很厚的上下两本书，抗日战争爆发前在上海出版。余叔卿先生跟我说，他当时向上海邮购这部书，保存到现在。我看了这本书受到了很大的启发。当时我才20岁，在农村里行医，我治不好的病人，就请他们去找余先生，余先生治了以后，我再把余先生的方子拿来，好好地分析，为什么我治不好?我用的什么药?他用的什么药?为什么他用这种方子?从而向他学习辨证用药的关键。
张宗良先生的医理很好，书法很好，是个书法家。有一年夏天，他开个处方叫益元散，就是六一散加朱砂。他问我:“为什么叫益元散才我还有点悟
性，回答他:“清其暑热，即所以益其元气。”因为暑热耗气故也。张先生听了很高兴。当时这批老先生正在他们最受苦受难的时候，我去跟他们学习，从而建立了永恒的友谊。
我27岁时，考到北京中医学院，即现在的北京中医药大学，成为北京中医学院的第一届中医研究生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中医研究生。我幸运在哪里呢?因为当时北京中医学院确实是名家云集，他们来给我们讲课。
任应秋先生是我国中医理论的大师，他给我们讲了半年的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，每个星期讲三次，每次整整3小时。《素问》不好讲，《素问》也不好学，有几个人能够真正通读过?
刘渡舟先生是伤寒大师，教我们《伤寒论》，397条条文，就讲了半年。马雨人先生教我们《金匮》，也讲半年。教《温病》的是赵绍琴先生，赵老也讲了半年。《方剂学》呢，我是跟王绵之先生的，所以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因为这批先生，作为第一批中国历史上的中医教授，他们觉得很自豪、很高兴，他们要把自己的经验传授下去，所以真正是付了苦功了。而且当时研究生也招得少，北京中医学院1978年招了29个，所以这就是精英教育。我们中医的教育必须要精英教育。有的表面上看看都是中医，但实际上是不是真正了解了方剂的组成原则、君臣佐使，未必见得。所以我们要加强中医基本功的学习。
当时一些大家如北京的祝谌予，是施今墨的学生，上海的金寿山、湖北的李今庸、北京的赵锡武、关幼波，都来给我们讲学，传授他们的经验，包括用方的经验。
比如李今庸就讲了十枣汤的用法。《伤寒论》里有十枣汤，《金匮》里也有十枣汤，是泄水的方剂，现在用于治疗胸水、腹水。十枣汤怎么个用法?它是三味药：甘遂、大戟、芫花，分别捣为散，然后用大枣十枚煎汤，煎汤以后再加入药末，要“平旦服”。“平旦”，就是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，天刚亮时吃十枣汤。仲景的煎服法是有道理的。因为人与天地相应，早上人们的阳气升发，随着大自然天阳之气的振奋，在发挥药物作用的时候，正好是快到中午时分，把水邪驱逐出去。如果到了晚上，天已黑了，再吃苦寒泄水药，就不行，就会伤害阳气，不利于逐水。都说学过十枣汤，但会不会用?为什么这么用?其中是有道理的。
往往有的时候听一些名家给我们讲解，就会豁然开朗。所以要转益多师，要想方设法地跟师。每个人那里学他个两三招，你跟五个人就有十几招了。要真正地继承他们的学术经验。
四、多临证
第四点，多临证。也就是多临床，中医叫临证。“熟读王叔和，不如临证多”，王叔和写了《脉经》，但是《脉经》读得滚瓜烂熟，不如在病人身上多号脉，故必须要多临证。临证不多，脉学参悟不透。
中医辨证是望闻问切，我认为其中望诊、切诊是最重要的。“望而知之谓之神，切而知之谓之巧”。说实在的，“一问头身二问汗”，你可以从头问到脚，但你不能乱问。病人有时候所说的症状，有好多是假象，不是真象。我们看病看得久了就知道了，有许多病人说得乱七八糟的，好多都是假象，甚至可能什么都不是真的。但是舌苔、脉象，它是真象。尤其脉是真象。
病的本质在哪里，要通过辨证，特别是切脉是非常重要的，而现在把脉学都丢得差不多了。这个闻呢，是闻不到多少东西的。当然病比较严重，身上有些气味是能闻得到，但现在有些女病人化妆得挺好，香水抹得很多，还能闻到什么?所以望闻问切，主要就是一个望，就是一个切。通过望、通过切，基本上能了解病情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，然后再问上几句，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认为一定要多临证，把我们中医的基本功，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，做到比较纯熟。
特别是脉学，这里我想多写几句。比如逍遥散证的病人来，往往病人左手的关脉是虚弦的，因为左关属于肝，而右手的关脉应该是缓而无力的，右关属于脾，病机是肝郁血虚脾弱，所以左关脉弦，而且弦而无力，是虚弦，主肝郁血虚。右关脉缓而无力，是脾弱的脉。
而柴胡疏肝散证，应该是左关脉弦而有力。主肝气，是气机不能宣通，是实证，而且右关脾胃脉是比较有力的，是肝胃气滞。
还有大柴胡汤证，此人左手的关脉，应该是弦而有力的，而右关胃脉也是实大的，按之有力。因为大柴胡汤证是肝胆气郁，是少阳证，但它又有阳明热结，所以右关脉实大、重按有力。在此情况下，才可以用泻下药，宜大柴胡汤。大柴胡汤里有枳壳、有大黄，即方中又配合了一个承气汤，是由小柴胡汤和小承气汤加减变化而成的一个方，所以要凭脉。没有出现相应的脉象，怎么可以随便用大柴胡汤呢?怎样才能学好脉学呢?
首先要非常地心静，《素问》里专门有一篇《脉要精微论》，脉学是至精至微的学问，“持脉有道，虚静为保”。要号脉，首先心里要虚、要静。所谓虚就是不要带有任何成见，清净地、心无旁鹜地给患者号脉，千万不可聊天、说笑。所以国医大师何任先生，在给病人号脉时，是从来不说话的。名老中医魏长春，耳聋，就是靠号脉的。
对于魏老，我是非常敬佩的。记得1974年的春节，即35年前，那时候我在乡下做医生。因为仰慕魏老的临床功力，我到杭州浙江省中医院来，想偷学一下本领，站在他边上，跟他聊几句，学一点。但是我来了以后，见魏老很忙，再说他耳聋，也没办法跟他交流。但是我看他就是靠号脉，号了脉就开处方，病案写得很清楚。这个时候，我正好看到他边上有个桌子，他的一位学生在钢版腊纸上刻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诊脉须识常与变》。我灵机一动，回到乡下就给魏老写了一封信。我说:“尊敬的魏老，我想来向您学习，但是我来杭州看您的门诊病人很多，我也没法插话，但是我看到您有一篇文章，您的弟子在刻印，是不是能把您这篇文章让我学学。”
魏老确实很好，过了没几天，就把他这篇文章寄来了。我拿到文章，高兴得不得了。这篇文章，因为刻印时有个别字刻错了，魏老用红笔将错字都一一作了更正。这篇文章共一万五千字。我在乡下好好地研究了这篇文章。后来我到北京求学，把它当宝贝一样带到北京。1980年底，我到浙江中医学院工作，又带到了杭州。几年前，我碰到了魏老的儿子魏睦森，我说:“魏主任，您的老爸有一篇文章在我这里，据我了解，这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过，我想把它整理出来发表。”为什么呢?因为文章的发表，一般两个版面就很了不起了。两页就是三千字。而这篇文章有一万五千字，杂志上没法发表。魏主任说:“好的，你整理吧。”我把这篇文章里大段引用《濒湖脉学》的内容删去，保存最精华的部分一万字左右，分两期在《浙江中医学院学报》上发表了。
我自己的感悟：因为十指是连心的，我给病人号脉，心到则意到，意到则气到。实际上就是与病人气的交流，捕捉他生命的信息。
临证确实是要有功底的，没有功底不行。去年二月份，有一位干部，病起的时候是个外感。当时就请我给他看，我就用了一个桑菊饮，再加了清热的银花之类。我是中午去看的，当天下午他来不及吃中药。到了傍晚，体温升得很高，而且大汗淋漓，被送到浙江医院。第二天，他的秘书又打来电话，说是希望再给他看看。我再到浙江医院去，根据辨证，他身大热、汗大出、口大渴，还有脉洪大。这就是四大证。四大证就应用白虎汤。我们用中医的理论，认为四大证就是阳明经热证，白虎汤：即用石膏、知母、甘草，再加了天花粉、芦根、茅根、银花，就这么几味药。用三副药，烧退汗止，出院了。
所以中医离不开辨证，辨证论治，法无定法。有法，但是没有定法，因为病是变化着的，是早晚可以改变的，所以应该是法无定法。早上是一个桑菊饮证，可能到了晚上，就变成了白虎汤证。
五、学国学
第五点，学国学。我认为中医就是要学国学。什么叫国学?国学就是我国固有的文化，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所在。固有的文化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哲，包括儒释道。
比如说儒家，那就是孔子、孟子。孔子是了不起的。孔夫子的话，如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”多好啊!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对朋友的到来，就应是一种很和善的、很高兴、很偷悦的感觉。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”学习而且经常温习它，也是很高兴的。孔老夫子要我们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，要我们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，这些都是做人的道理，做学问的道理。
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也是很了不起的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就讲“道法自然”，还讲到“治大国，如烹小鲜”。我们知道烧一条小鱼，将小鱼放在锅里，是不能随便翻的。随便翻，这条小鱼就碎了。这些都是大智慧。
中医就要学传统文化，乃至于仁人志士的文章、诗词、歌赋，来汲取精神食粮。比如说我们读文天祥的诗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比如我们读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也就是这个范仲淹，他提出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。因为良相是治国的，良医是治人的。实际上治国、治人的道理是相通的。包括一些小说，比如说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，里面也有很多中医的病案、方剂的记载，特别是《红楼梦》里记载的一些病例，真的很好。因为当时贾府请一些太医来看病，太医开的病案、处方非常好，可以给我们以启迪。
古代还有一部《颜氏家训》，《颜氏家训》说:“士大夫三日不读书，对镜则面目可憎，对人则语言无味。”所以古人云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怎样才能做到气自华，必须要饱学。
所以我们并不是光学医、光学药、光学方。真正有学问的医生，他们必然饱读诗书。我看杨继荪先生，书法很好，画也很好。杨老是附属医院的老院长。但现在这样的人实在太少。《颜氏家训》是部古老的书，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“士大夫三日不读书，对镜则面目可憎，对人则语言无味”。我的看法，古人就是说你要不断地学习，要终身教育。
六、修道德
第六点，修道德。怎样做一个好的医生，修道德是很重要的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要读经典、跟名师、多临床，这三点是必须要的。但我觉得，仅这三点是不够的，所以我说第一点是立大志，然后才是读经典、跟名师、多临证，然后就是学国学、修道德。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医。
所谓修道德，毛泽东在《纪念白求恩》这篇文章里讲到要向白求恩学习，要“做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”。
我很有幸，曾得到岳美中先生的指点。我考研究生的时候，指导老师填的是岳美中，但是很遗憾，等我收到了北京中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，岳美中就中风了，所以岳美中没有亲自带我看病。岳美中是诚心想带我的，复试时我到北京西苑医院。岳美中说:“我非常欢迎你来，今后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病。”等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到了北京，出了火车站，我就问岳老现在身体怎么样。接站的老师说岳老已经中风了。所以我没能跟岳老，但我始终把岳老作为我的恩师。
我到北京后，星期天常到医院里去伺候岳老。有时候他身体好，会跟我讲一些做人的道理、讲一些用药用方的经验、讲一些诗词。我也很有心，去看他以后，回到北京中医学院，就把他跟我讲的话都记下来。在北京期间，我看望岳老四十多次，我把他讲的话都记了下来。他曾经跟我说过那么几副对联，我觉得对我很有教育。
记得我到北京复试，曾经到过岳老家里，客厅里有副对联，上联是“治心何日能忘我”，要治理自己的心，到了哪一天能够到达忘我的境界。下联是“操术随时可误人”，就是我们做医生的，操着这个医术，随时是会误人的。只有通过治理自己的心，使得自己的心地能够非常的清净，能够到达忘我的境界，做医生才不至于误人。所以叫“治心何日能忘我，操术随时可误人”。这是岳老自撰的一副对联。
有一次，岳老躺在病床上，看到我来了，很高兴，笑着说:“你们南方竹子很多吧？”我说:“是，南方的竹子多。”随后他说了:“未出土前先有节，待参天后仍虚心。”竹子，还未出土之前就先有了节，等到竹高参天，但中间还是空的。我说:“老师啊，你这个话就是教育我们做人要有节气。一个人在他没有发达的时候，要有志向、有节气，等到有朝一日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，仍然要胸怀宽广。”
还有一次我去看岳老，他跟我说:“是大英雄能本色，是真名士自风流。”岳老认为是大英雄能保持自己的本色。现在某些人往往不能保持本色，真真假假。所以岳老说:“是大英雄能本色，是真名士自风流。”不管你的地位改变了，不管你处在什么情况下，你始终要保持本色。是真正的名士自然是风流的。金子始终是会发光的。所以岳老经常在熏陶我、在教育我。所以我说我是受过很多苦的人，但是我又是幸运儿。得到名师的指点，他们的每一句话可以使我受用无穷。
有一次他教我“业进德进”，就是事业要进步，道德也要进步。还有一次我去看岳老，他躺在病床上，睡着了，醒来睁开眼睛，岳老说:“我想给你取个字，你叫连建伟。我取个字给你，叫‘乾乾’。”我不懂，说:“怎么叫‘乾乾呢？”岳老说:“《周易》的第一个卦是乾卦，‘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天体是永远不停地在运行，君子自强不息，到了晚上还不歇气，所以叫‘乾乾。”我的老师，是真正关心我，真正使我们能够成才。
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，叫“小成靠智，大成靠德”，小的成就可以靠智慧，大的成就是靠道德的。孔夫子是“大成至圣先师”，所以他能传下来。我们要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叫“知足知不足，有为有勿为”。“知足”，是在生活上要知足，“知不足”，就是在事业上，在搞学问上知不足。“有为有勿为”，要有所作为，必须要有所放弃。特别是对身外之物，对名利要看淡。“利要天下利，名要身后名”，活着人家说你怎么怎么好并不见得是真好，死了以后人家说你好才是真的好。利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，而是为了天下的利益，为了老百姓的利益。所以有些东西要看得开，放得下。
下面我再讲个叶熙春的故事。叶熙春，是真正的名中医，余杭人。叶熙春解放前在上海行医，病人很多。但是上海当地有一批黑社会流氓，说你这个方子必须要让病人拿到某个药店去配药，然后药店里会给你好处，你如果不答应，就要找你麻烦。叶熙春很硬，你们要威胁我，我就不在上海呆了，我回杭州。
叶熙春回杭州以后，为老百姓看病，疗效很好。解放以后，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很高的荣誉，任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。1956年秋，黄炎培先生写了一首诗，最后一句就是“家家争诵叶熙春”，叶熙春就是搞学问的，就是为老百姓看病的。他把钱财看破了，放下了。再看看现在，有些方子，君臣无序，杂乱无章。一个方子四十多味药也在开，三十多味药的屡见不鲜。还有的在每个方子里头都用贵重药物，如铁皮石斛、炮山甲等，我心里很沉重。这些医生也总结不出真经验，成不了医学家。因为他这个处方没法用，他没法进行理论上的解释。
杭州河坊街上有个很小的药店保和堂，店门两边挂有一副对联:“但愿世上人无病，无妨架上药生尘”。胡庆余堂的店训是“戒欺”，不能欺骗人，丸散膏丹，到底是什么药做的，谁都不知道。因为药研碎了，分辨不出来。但是“修合有天知”。所以我说古代药店老板都要讲良心，很值得深思。因为社会上毕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，特别是得病的人，贫病交迫。所以我们要用较少的钱治愈较重的病，这才是高明的中医。
说实在的，真正好的医生是不讲钱的。裘法祖是西医的元老，解放前在德国学医，解放后任同济医学院院长，一直是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。他活到90多岁，我去北京开会，曾多次遇到过他，他跟我说:“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三餐温饱，四大皆空。”四大，指人的身体，人的身体是空的，但精神是永恒的。
浙江大学医学院的陆琦先生今年90岁，医术高超。陆琦先生学者风度，非常儒雅。他亲口跟我说“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最为重要”。没有好的心态就不可能高寿，高寿者基本上都是道德修养较高的人。一般都不太跟人计较。如果一天到晚跟人计较、人我是非，很难高寿。所以要提高我们的修养。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。
以上六点，十八个字:立大志、读经典、跟名师、多临证、学国学、修道德。这十八个字，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，够我们实践一辈子的。中医是相当了不起的一门学科，中医是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医学，是以人为本的医学，是构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医学，是治未病的医学，是致中和的医学。
中医实际上是一个无尽的宝藏，毛泽东当年就讲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。我们要深入宝山，采集宝物，然后加工成宝石，来构建更加灿烂的光芒四射的宝库。
